
1980年,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。没曾想,不久之后,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。
关于罗中立的《父亲》,网上常有一个说法,说国家花了2400元买下这幅画。可更可靠的说法是,作品入藏时支付的约400元,是材料补偿,不是买画价。罗中立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31元,这笔钱已相当于一年多收入,他原本甚至想无偿送给国家。
数字说清楚了,另一个问题才更值得看:一幅画为什么能让人记这么久?
时间回到1980年冬天,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。展厅里,一幅215乘150厘米的大画挂了出来,画面里没有英雄人物,也没有热闹场景,只有一位端着粗瓷碗的老农,皱纹、汗珠、干裂的嘴唇都清清楚楚。
这张脸出自罗中立之手。
那时他还是四川美院油画系大三学生,年纪却比同学大不少。1948年出生的他,曾在大巴山生活十年,跟农民一起下地、赶场、守夜。那些晒裂的脊背和粗糙的手,不是从书本里看来的。
画的念头,早在1975年除夕就有了。那天,他看见一个老农坐在扁担上守着粪坑,四周冷清,老人就那么坐着。这个场面一直留在他心里,后来成了《父亲》的起点。
可创作并不是照着记忆画一遍,罗中立先后画过守粪人、扫粮的老汉和生产队长,画到第三稿还是觉得不对。最后,他拿掉身份和情节,只把注意力放在一张脸上。
为什么要把普通农民画得这么大?罗中立听过吴冠中谈形式与内容,便把画布撑到和当时常见的领袖像相近的尺寸。过去这样的大画,往往留给重要人物,他却把它给了一位普通老农。尺寸本身,就让观众不得不正视这张脸。
画里每个细节也都经过反复推敲,额头的皱纹、眼角的汗珠、虎口的裂口,连碗沿的缺口都没有放过。有人觉得画面太苦,缺少新气象,罗中立便在老人耳后添了一支圆珠笔。小小一笔,给沉重的脸添了一个当时带有文化意味的细节。
作品最初取名《我的父亲》,1980年12月送到北京参展时,吴冠中建议去掉“我的”,改为《父亲》。名字一变,画面的指向也更开阔了,它不再只是画家个人的父亲,也让很多观众想起自己家里的长辈。
展览开幕后,画前常有人停留,有观众看着看着落泪。评委给它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,之后《美术》杂志又把它放上1981年第一期封面。这张画就这样走出展厅,进入更多人的记忆。
它出现时,艺术界对普通人的表现并不只这一种路径。陈丹青在1980年前后创作的《西藏组画》,把目光放在西藏日常生活中的人物,和《父亲》一样关注普通人,却呈现出不同地域、不同生活面貌。
再往前看,荷兰画家梵高1885年的《吃土豆的人》,也把劳动者放在画面中心。不同年代、不同地方的作品各有自己的表达,不能简单说《父亲》从此改变了一切,但它确实用一张中国农民的脸,留下了鲜明印记。
《父亲》的力量不只来自写实技巧,那时不少作品里的农民形象更明亮、更理想化,罗中立却没有替老人修饰疲惫,也没有把生活中的艰辛藏起来。观众看到的不是口号,而是能在自家长辈脸上认出来的皱纹。
后来,罗中立留在川美任教,又赴比利时学习三年,继续画大巴山、春蚕和故乡题材,之后还担任过川美院长、中国美协副主席。创作生涯很长,《父亲》却始终是人们最熟悉的作品之一。为什么它能被牢牢记住?或许因为它把一个普通人放到了足够大的画布上,也把一段普通生活推到了观众面前。
中国美术馆后来盘点建馆60年馆藏时,将《父亲》列为改革开放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之一,副馆长谢小凡也称它是馆里的镇馆之宝。回头看,2400元这个流传甚广的数字并不准确,约400元材料补偿才是更可信的说法。
真正让这幅画留下来的,不是那张补偿单,而是它让人看见,艺术画布上也可以有农民的风霜、疲惫和尊严。一个端着粗瓷碗的老人,为什么能成为一代人的记忆?答案也许就在那张没有被美化的脸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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